贸易和气候变化
活动情况介绍
世界上各个地区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并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国际贸易与环境变化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联？国家和企业能够在扼制环境恶化方面做出怎样积极的贡献？我们又该如何评判“发展的权利”？
中国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先生，以及厦门大学刘希颖博士指出，中国是现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9%）和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者之一。中国新近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释放出一系列积极的改革信号。人们还应该看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着相当数量的产品供给，这也不应该为保持和破坏生态平衡的统计所忽略。尽管如此，新的增长模式势在必行。
在气候政策领域，欧盟近几年来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多项政策。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柏林）Severin Fischer和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团产业、研究与能源委员会（布鲁塞尔）委员与议会顾问Tobias Linnemann共同指出，对德国来讲还存在着很大的在能源、创新和产业领域的发展空间。德国以其“能源转型”特色迈向一条雄心勃勃的工业社会的调整之路。当然能源成本升高等因素会对德国的竞争力造成一定损害。无独有偶欧盟也确立了严格的“20-20-20”气候与能源政策目标。
印度塔塔能源资源研究院资源、监管及全球安全部全球协议、立法和贸易中心（新德里）的研究员 Nitya Nanda为与会者诠释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问题，对环境和气候变化自觉性的培养尚需时日。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全球变化科学和政策合作项目新西兰环境问题经济学者Niven Winchester着重分析了现行法规中的矛盾与冲突，并以美国为例探讨了国际游说集团是如何遏制有效气候保护的实施的。
论坛的第二板块旨在为中国的年轻学者搭建一个能使其最新的环境与气候政策研究成果在国际专家层面宣讲和展示的平台。他们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与气候发展息息相关的事实，以及所面临的基于新增长模式的显著挑战。在能源转型方面德国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那么，未来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在这个问题上，与会者的意见相当一致，即必须通过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构建一种所谓的“信任的优良环境”（Nitya Nanda）。只有在公平的全球法律框架内可持续的进步才是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未来表现出不同的工业发展的权利和要求。此次论坛为人们提出了有关技术转让和气候政策合作方面的具有借鉴意义的想法。在这些领域中国与德国已经有了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对中国来讲，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引入二氧化碳排放权益标准，并在环境技术领域实施大规模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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