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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层这一问题，并普遍认为不能全盘接收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的理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刘欣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不宜完全用劳动关系来划分阶层，中产阶层的划分主要还是从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两点出发。刘欣教授还介绍了根据该理论划分的17个社会阶层。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教授谈到了中产阶层研究中的三大困境，他称之为意识形态困境、主观主义困境和保守主义困境，并且谈到，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主观分层是向下的，即自认属于下层的人较多，而这与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不符的。文教授还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对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在下降，而西方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还是要从本土情境出发去考察和研究中产阶层。

其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仇立平教授向与会者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时代的中国中产阶级困境。仇教授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遭遇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夹击，出于安全感和获得有效权力的考虑，他们正在向体制回归。此外，仇教授还认为，文化资本对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提高有很大的影响，其分配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中产阶层担任何种社会角色、政治角色方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桂勇教授表示，90年代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的维权意识很强，但是他们并未作为一个整体在行动，没有共同观念和整体性组织或观念/意识框架。桂教授还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对于有关健康的问题比较敏感，维权事件多与电磁辐射和婴幼儿健康问题有关。一定程度上这并不是理性的选择，但是整个中产阶层的趋势是将发现他们共同的概念并作为整体走向社会舞台。

在之后的讨论中，与会者们也达成共识，即中国中产阶层的意识还在逐渐形成中。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并不是相对保守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期待和推进着社会改革。中国的中产阶层最终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境遇，这种阶级意识将会推动他们的阶级行动，而阶级行动反过来还会进一步促进阶级意识的强化，最终中国的中产阶层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